孙晓枫

2005年初我策划赴德国魏玛展出的“纸和墨——中国当代艺术展”的时候，在《墨变》一文中提出对“实验水墨”这一概念的商榷意见，我想从一种比较保守的角度，从材料本身的文化意义上来探讨概念的可信性、涵盖性和延续性。对“实验水墨”近年来整个生态状况和相关的活动的观察和判断，发觉很多从事“实验水墨”实践的艺术家（或是打着实验“实验水墨”标识的“制成品”的“生产者” ）在作品的观念上并没有真正造成一种从本土生存实况、本土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构成的包围圈出走和突围的事实，仅仅是借助一种材料的本土文化身份嫁接西方现代主义的某种手法来强调作品的“本土性”和“实验性”，他们的工作仅仅是一种“材料实践”而非一种“观念实验”（作为观念实验所要对抗的假定目标似乎是不存在的）。“材料实践”的积极结果是拓宽了材料的应用性和表达的能指范围，让接受者认识到“水墨画也可以这样画”，打破了对水墨画认识的某些局限，但是对于整个水墨艺术的观念史来说并没有起到一种富有说服力的“弥补”作用。

探讨水墨艺术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生存对策和学术走向首先要揭示水墨艺术在全球化背景下描述的当代文化中所能够履行的职能范围，重新界定水墨艺术所依托的文化背景，从背景出发来开展阐述和理论建构工作，从而使艺术家的工作具备更强的学理性和方向性。出于对“实验水墨”概念的修正，假定性地提出“当代水墨”这一概念，它尊重现实的艺术所处的特定历史时刻以及在这一时刻所必须去完成的特定性的工作的必要性，这更加有利于对目前工作意义的确认，排除个体主体意识或是利益集团过分膨胀的虚幻目标。“当代水墨”所提倡的是一种渐进式的工作方式，它立足于对当下生存的诸种事实的观察、收集、研究以及认识艺术表达时隐藏的种种制约，确认工作的针对性和必要的策略。“当代水墨”强调以时间作为坐标，每一个时期的工作都是一种过渡性工作，它导致另一种工作的到来。

当代艺术的最大转向之一就是和社会学的研究结成“同盟”，对当下生存进行深度研究并以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新的方法论使各种富有差异的生存形态成为“全球化”命题研究的共享材料，通过事实的不断呈现探讨了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在不断地对话、交流、互动、摩擦、对抗中所导致的可能性结果。“当代水墨”作为本土文化身份明确的艺术，它的整个生存现状可以作为一个大的文化课题来进行研究，并把这种“遭遇战”的现实变成探讨区域文化的生存现状的有力论据，导向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模式”的圆桌会议上。当代艺术和社会学的同谋证明了艺术在社会责任担当上的“野心”，艺术史的书写和整个社会历程的推进将因为方法论的转变而结合得更为紧密。

对“当代水墨”概念的阐述是为了导入对林若熹个人创作的评述，我希望从一个相对固定的区域来开展对林若熹艺术工作及其在工作中产生的某些结果的观察和判断，在一种大的理论框架下规范展开的批评和研究预防了两方面“越轨”的危险，一是关于林若熹自身工作的文化定位，二是对批评者本身的主观情绪的免疫。

林若熹自1989年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之后并留校任教，一直以一种立身于传统并努力地从传统艺术中寻找、探讨其中的当代性并不断地提出富有建设性见解的学术形象示人，他的工笔画创作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受到传统学界和许多批评家的认同。他把一些实验性的、试探性的工作隐晦地融入传统图式的经营之中，以一种新的视像样式来完成他对传统精神的叙述和解读，从个人研究的角度阐释传统文化艺术在当代的延续和转型。林若熹的工作并不过分去张扬个人实践的某个局部，他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作为艺术创作的指归，在一种整体的、全局的视野下来权衡各种工作的互补作用。他始终坚持自身“终极”的学术目标，坚持“理性的理想主义”热情，不被工作中某些亮点或“灵光一现”所迷惑。从林若熹的工作事实来看，他确实是稳健和务实的（作为一位带有某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气质的林若熹来说，他是在驾驭理想的人而非那种被一种大而无当的“理想”冲昏头脑的人，他的克制和自我把控能力在作品中有明显的表现），他对于个人能力和周围文化环境的角力关系有比较清醒的判断，他不愿接受当代艺术现象中蕴含的种种流行的、时效性的价值说教，他透过浮泛的现实尘埃看清当代艺术的真实路向，他最终要去完成的忠实于自身对当代文化艺术的判断及认定的艺术信念。林若熹坚持得有些固执（在一次谈话中，他表示他不愿成为一种“展览机器”，为了抛头露面而浪费他个人用于思考和从事创作实践的时间，有时停下赶路的脚步思考一些个人艺术的本体问题比参加几个展览的收获还要大，这就是一种应用于权衡“得”与“失”的哲学态度）。而他的这种个人态度和内在的学术目标所决定的行为模式必定影响到许多人对林若熹的生活态度的判断，在那些日夜赶“神仙会”、一路狂奔并高喊着艺术的“美好时代”到来的人眼里，林若熹的离群索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对于生活中的林若熹表现出来的可知和理智，时常遭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在一种生命和艺术的整体观念下，在步步为营的认识实践中，“可能性”、“偶然性”对于林若熹意味着什么？他能否控制生存中诸多的“可能性”和“偶然性”？他能否在创作中意识到并驾驭好“偶然性”的不期而至？

林若熹在90年代初期的工笔画创作中对泼彩、撞粉、撞色等“偶然性”手法的运用（作为艺术史的一种定位，这种方法成为“岭南画派”区别于其他流派的方法之一，成为二十世纪初“岭南画派”对中国传统水墨艺术的绘画语言的革命性贡献，这一点也是林若熹不断强调的一点），加强了工笔画的视觉张力，丰富工笔画的创作技法。泼彩、撞粉、撞色等手法造成的视觉效果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偶然性”，林若熹总是能够控制得很好，他抑制了泛滥和放纵。林若熹在创作过程中对 “偶然性”的运用是适度的放纵，他的目的仍然是服从于画面整体形象和构图的最后要求，“偶然性”在他的画面中成为一种“预定”的结果，他把“偶然”变成为一种“必然”，他自始至终贯彻个人的意志，并把“偶然性”变成一个规范的构成环节。在近几年的创作中，林若熹在不断地放大“偶然性”在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从“没骨风”系列的创作中，特别是“抽象没骨风”系列的呈现，更是把材料本身所具有的特定的“偶然性”放大到某种极致，他开始弱化个人意志在画面上的操控痕迹，让材料的意志在画面上得到更多的发挥。

“抽象没骨风”系列作品中，林若熹让水、墨、颜色在纸上不断渗化、冲突、挤压、交汇，被固定下来的水、墨、彩痕迹造成一种迷幻、飘逸、游离、神秘的效果，形和形之间的同谋关系把某种似是而非的叙事带入画面之中，从每个局部所泄露出来的某种情绪极富情节性和可读性，画面保留了整个作画过程中的细节，还原了艺术家在作画过程中的行进和迟滞、抒情和焦虑，欣喜和惆怅，一些戏剧化的情感真相被复活，艺术家在自我的矛盾性之间，艺术家和材料之间、材料和材料之间的繁复关系构筑起一种个人的心路历史叙事，把个人的历史汇入整个时代内部宏大的交响。我个人认为，林若熹的这一批“抽象没骨风”作品，更加真实地刻画了作为一个以“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怀作为生存操守的艺术家的精神本相。在摈弃了形的束缚之后达到一种“是我非我”的悖论空间，在其中挣扎、纠缠、否定，最后以生命的悲怆底色烘衬出东方哲学的空灵和虚渺。林若熹在这一系列作品中似乎找到了一段时间内精神的寄栖之所，他要把自身这一份深沉的情感献祭给内心对艺术的执着和坚韧的愿力（林若熹在谈话中强调了几次他从90年代初期就开始尝试抽象性的作品的创作，因为整个理论认识还没有成熟，一直没有把这一批作品公示于众，他是在迟疑和焦虑中摸索着，今天所创作出来的作品或许不是最能够说明问题的作品，也是一种过程性的总结，也算是对一种宿愿的偿还）。林若熹在“没骨风”系列作品中抽掉了传统笔墨“骨法用笔”，解放传统水墨艺术中的“线意志”，追求水墨特有的“韵味”，在这一次对传统水墨程式的“解放”行动中，许多原来被排斥的、在传统笔墨中被认为起到破坏作用、消极的效果（如“墨猪” ）被重新定位，作为一种富有表现力的、积极的因素进入画面、林若熹的主张，充分释放“骨法”约束下的“形”、“墨”和“色”，从而达到有形－无形－有形这样一种观念认识和形象想象的转化过程。第一个“形”是具象的“形体”，即使在“线意志”约束下的、有确定认识边界的“形”；第二个“形”是作为具象形体的消失，即是第一个“形”的散逸，“线意志”的消亡；第三个“形”是一种想象中的“形”，是一个漂移的、不确定的、处在不断转化过程中的“形”，它使到画面的本义和歧义不断地产生和互相替代。对于林若熹提出的“没骨风”概念，笔者认为“没骨”并非是指“骨”的绝对不存在，而是处在一种“被遮蔽”、“隐没”的状态下，由线所完成的“骨”退到一个最隐晦的位置，它退入形和形之间模糊的、冲突的、富有争议的边缘地带，像海市蜃楼一样，在若有若无中完成形与形之间的衔接和矛盾的平衡。

对一位艺术家的评价，如果从一件或几件作品来作定位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做到对艺术家持续性工作的充分尊重，也没有办法确认他作为一个个案的价值和意义，无法还原其中可供借鉴和富有启发性的那一部分。当代艺术表现出对生存中的可能性和偶然性问题的高度关注，被时代所塑形的社会和个人生存究竟存在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将成为这一阶段的艺术所探讨的重点。笔者认为林若熹的工作其实是具有一种当代性和探索性的，他探讨了个人创作中的可能，他为自己的工作设定了一个初期计划和一个目标，并以达到这一目标作为整个工作推进的内在动力，把它变成一种内心的意志，一种深埋于心中的愿力，并以个人的生命来对艺术理想作出承诺，他把生存中的各种“偶然性”变成笔下幻化的彩墨烟云，变成生命中必须不断去跨过的门槛。林若熹通过个人的艺术收藏了时代生活中的情感碎片和细节，把此在生存的种种遭遇抽象为各种情感并在内心不断积淀并转化为个人的角度加以表达，以一种宏观的观照生命的方式来陈说个人的心灵史。艺术成为林若熹的生存体验，和个人的整体生存状态结合在一起，他以个人的名义实践了个体生命的各种可能。林若熹在自身对传统性和当代性互为关系认识的逻辑上推进他的研究，这一逻辑导致的结果将成为林若熹心中一个孜孜不倦追问的“悬念”，揭开答案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乙酉冬岁于琶洲塔下